瑞戈非尼作为晚期非脂肪性软组织肉瘤的维持治疗:随机试验中对无进展生存期的积极影响

瑞戈非尼作为晚期非脂肪性软组织肉瘤的维持治疗:随机试验中对无进展生存期的积极影响

亮点 瑞戈非尼作为维持治疗,在多柔比星为基础的化疗后显著延长了无进展生存期(5.6个月 vs 3.5个月)。 II期EREMISS试验招募了126名患者,其中大多数为平滑肌肉瘤,显示无进展生存期的风险比为0.53。 总生存期改善显示出积极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27.6个月 vs 20.5个月;风险比=0.78;P=0.28)。 瑞戈非尼的毒性较大,超过一半的患者出现≥3级不良事件;常见的严重副作用包括乏力、高血压和皮疹。 研究背景与疾病负担 软组织肉瘤(STS)是一组异质性的间叶源性恶性肿瘤,有50多种组织学亚型。非脂肪性STS,包括平滑肌肉瘤,构成了一项重要的临床挑战,尤其是在晚期阶段,治愈选择有限。标准的一线系统治疗通常涉及多柔比星为基础的化疗;然而,在初始周期后,疾病控制往往短暂,且没有确定的维持治疗。瑞戈非尼是一种多激酶抑制剂,靶向血管生成、基质和致癌激酶,在其他肉瘤亚型中已显示出活性,但其作为化疗后的维持治疗的作用需要临床评估。EREMISS试验调查了在达到稳定疾病或部分缓解后继续使用瑞戈非尼是否可以改善晚期非脂肪性STS患者的预后。 研究设计 EREMISS(NCT03793361)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期试验,于2019年5月至2022年11月在法国17个中心进行。符合条件的患者经组织学确诊为晚期非脂肪性STS,并在六个多柔比星为基础的化疗周期后达到稳定疾病或部分缓解。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瑞戈非尼(120 mg/天,3周用药,1周停药)或安慰剂作为维持治疗。 主要终点是根据RECIST 1.1标准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由中央盲法审查。研究假设安慰剂组的PFS为4个月,瑞戈非尼组的目标改善为7个月。共招募了126名患者,需要110例进展事件以提供80%的检验效能和单侧α值0.05。 次要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安全性和耐受性。 关键发现 试验共招募了126名患者,其中55%为女性,中位年龄为58岁(范围18-85岁)。最常见的组织学亚型是平滑肌肉瘤(59%),反映了非脂肪性肉瘤的谱系。 疗效: 瑞戈非尼组的中位PFS显著改善,为5.6个月,而安慰剂组为3.5个月(风险比[HR] 0.53;95%置信区间[CI] 0.36-0.78;P=0.001)。这一获益在包括组织学和既往反应状态在内的各亚组中均一致。 中位OS显示出有利于瑞戈非尼的令人鼓舞但无统计学意义的趋势(27.6个月 vs 20.5个月;HR 0.78;95% CI 0.50-1.22;P=0.28),可能受到交叉治疗或后续治疗的影响。 安全性:...
女性因血管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而面临更高的痴呆风险:来自ARIC研究的见解

女性因血管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而面临更高的痴呆风险:来自ARIC研究的见解

引言:性别、血管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交汇点 全球痴呆症负担持续增加,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导致认知障碍的可改变和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尽管年龄和载脂蛋白E (APOE) ε4等位基因仍然是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的最强风险因素,但血管健康——特别是血压——作为预防目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生物学性别如何影响血管指标与长期认知结果之间的关系仍存在显著的知识空白。最近发表在《柳叶刀区域健康美洲》上的动脉硬化风险社区 (ARIC) 研究分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女性可能因血管风险和遗传易感性的协同作用而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 关键洞见 – 年龄在55-64岁的女性患痴呆症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同龄男性(每1000人年分别为14.8和11.8)。 – 收缩压 (SBP)、脉压和踝肱指数是女性认知衰退的有力预测因子。 – APOE ε4等位基因与升高的血压指标相结合,使女性患痴呆症的相对超额风险高于男性,这表明女性可能存在特定的生物学脆弱性。 – 中年高血压仍然是预防晚发性痴呆的最重要的可改变目标之一,对女性患者尤为重要。 背景:性别特异性医学中的未满足需求 数十年来,医学研究通常采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的方法来处理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健康。然而,流行病学数据一致显示,即使考虑到女性寿命较长,女性患痴呆症的可能性仍高于男性。临床界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论这是否是由于激素差异(如绝经期雌激素的丧失)或血管系统结构和反应性的差异所致。已知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血管风险因素 (VRFs) 可导致小血管疾病和淀粉样病理。了解这些因素如何与不同性别的APOE ε4基因型相互作用,对于制定个性化预防策略和完善临床指南至关重要。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利用了动脉硬化风险社区 (ARIC) 研究的数据,这是一项始于1987-1989年的前瞻性、基于人群的纵向分析,涉及美国四个社区。研究人群包括12,268名在入组时年龄为45-64岁的参与者。这一队列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在中年血管健康向晚年认知状态过渡的过程中进行长达26.4年的中位随访。 暴露测量 通过多个指标评估血管健康,包括: – 收缩压...

同卵双生子肾移植中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是否用得过多?重新审视其必要性

要点提示 在美国,50%的同卵双生子肾移植受者出院时接受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s,CNIs)治疗,且在25年的观察期内其使用率未见下降。 在这些受者中,无论是否使用CNI,移植后第一年内均未发生经活检证实的排斥反应。 无论是在总体队列还是在因肾小球肾炎接受移植的患者中,CNI治疗均未与10年死亡截尾移植物存活率(death-censored graft survival,DCGS)改善相关。 在免疫学上同一的移植中持续使用CNI缺乏合理依据,提示有必要重新评估临床实践,以避免不必要的药物暴露。 研究背景 对于许多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而言,肾移植仍是首选治疗方式,与透析相比可显著改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包括环孢素和他克莫司,曾革新移植医学,通过显著降低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而改善移植物存活。然而,这些药物具有明显的肾毒性,可能导致慢性移植物功能障碍。 同卵双生子肾移植是一种特殊的临床情境,供者与受者在遗传上完全相同,可最大限度减少同种异体免疫差异。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下无需全身免疫抑制。尽管如此,CNI在移植后仍被常规使用,这引发了对不必要毒性和费用的担忧。 Herrera等开展的这项研究系统评估了美国同卵双生子肾移植中CNI使用模式在25年间的变化,并分析其对排斥反应和长期移植物存活的影响,旨在为这一特殊人群制定循证免疫抑制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设计 研究者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科学移植受者登记(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SRTR)数据,时间范围为2000年1月至2025年8月。他们共识别出255例来自遗传上完全相同双生子的成年肾移植受者。 患者依据出院时的免疫抑制方案分层,重点比较CNI使用与未使用。主要结局为10年死亡截尾移植物存活率(DCGS),采用Firth惩罚Cox回归进行分析,以校正小样本偏倚及事件稀少问题。亚组分析包括因肾小球肾炎以及其他病因(如囊性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接受移植的受者。 次要终点为移植后第一年内经活检证实的急性排斥反应。 主要发现 出院时,255例同卵双生子肾移植受者中有129例(50.6%)接受了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治疗。值得注意的是,在25年的观察窗口内,这一比例保持稳定,未见下降。 CNI使用遍及各种肾衰竭病因,包括肾小球肾炎(53.6%)、囊性肾病(80.0%)、糖尿病肾病(51.8%)和高血压肾硬化(50.0%)。其中部分疾病,如囊性肾病和糖尿病肾病,移植后免疫学复发风险极低或几乎不存在,因此常规使用CNI的免疫学依据值得质疑。 令人注目的是,整个队列在移植后第一年内未报告任何经活检证实的急性排斥反应,无论是否暴露于CNI。 就主要终点而言,CNI使用与10年死亡截尾移植物存活率的统计学显著改善无关。CNI使用与未使用相比的移植物失败风险比为1.67(95% CI,0.72–4.13;P = 0.234),提示无保护作用。类似地,仅限于肾小球肾炎患者的亚组分析也得到一致结果(log-rank...
子宫内膜上皮内瘤变与子宫内膜癌的代谢与减重手术:SGO–SAGES联合声明要点解读

子宫内膜上皮内瘤变与子宫内膜癌的代谢与减重手术:SGO–SAGES联合声明要点解读

...– 手术时机更灵活:在临床适当时,可在肿瘤手术前或术后实施MBS,包括将其作为提高微创妇科肿瘤手术适应性的过渡手段。 推动这些更新的证据 – 长期队列研究和荟萃分析显示,减重手术可产生持久减重,改善或缓解糖尿病和高血压,并在部分队列中与全因死亡率降低相关(Sjöström et al., N Engl J Med 2007)。 – 人群与登记研究提示,减重手术与女性多种肥胖相关癌症发病率下降有关;其机制基础包括雌激素暴露减少和代谢环境改善。 – 新近病例系列和机构经验表明,在精选患者中,将MBS与妇科肿瘤治疗联合或序贯实施具有可行性与安全性。 按主题的推荐 以下为根据SGO–SAGES声明整理的简明、可操作建议。凡声明明确提供推荐强度或证据等级者,予以注明;未明确说明者,则反映委员会共识。 1)初始评估与分诊 – 在EIN或EC诊断时,记录体重、BMI、腰围及重点心代谢病史。 – 筛查肥胖相关合并症(糖尿病、血脂异常、睡眠呼吸暂停、高血压)。如计划手术,应进行术前优化评估。 – 对BMI ≥30 kg/m2的患者,应提供尽早转诊至多学科肥胖管理团队;BMI ≥35 kg/m2,或肥胖已影响肿瘤治疗选择者,应优先评估。 2)风险分层与生育考虑...
心肌梗死与晚发性癫痫:解析老龄化人群中的双向血管风险

心肌梗死与晚发性癫痫:解析老龄化人群中的双向血管风险

亮点 大规模前瞻性数据显示,无中风史的老年人发生心肌梗死(MI)后,发展为晚发性癫痫(LOE)的风险翻倍。 同样,LOE也预示着随后发生MI和非中风性血管死亡的风险增加,表明双向关联可能反映系统性血管病理。 研究结果支持将LOE视为血管风险等同物,强调需要加强血管风险因素控制和跨学科临床关注。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验证这些发现,并阐明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 背景 晚发性癫痫(LOE),定义为中年以后发病的癫痫,越来越被认为是老龄化人群中的重要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脑血管疾病是LOE的主要病因之一,因为血管损伤或缺血会改变兴奋性阈值和神经网络功能,导致癫痫发作。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性血管疾病通常涉及多个血管床,不仅限于脑血管,这引发了LOE是否反映了更广泛的系统性血管风险而非孤立的脑部病变的问题。 心肌梗死(MI)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代表了与脑血管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等共享共同危险因素的系统性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性疾病。MI与LOE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明确,特别是在没有既往中风史的人群中——中风是术后癫痫的主要混淆因素。理解潜在的双向关联对风险分层、预防和临床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内容 北方曼哈顿研究(NOMAS)的前瞻性证据 Thacker等人(2025年)分析了1993年至2008年间在NOMAS注册的3,174名40岁及以上的社区居住成年人,随访时间长达30年(平均14年)。基线排除标准包括既往中风、MI或癫痫史,以隔离新发病例。在研究期间,296人(9.3%)发生新发MI,120人(3.8%)发生新发LOE,794人(25.0%)经历非中风性血管死亡。 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并调整中风事件,研究者观察到: 新发MI与随后发生LOE的风险增加超过两倍相关(调整后的风险比[aHR] 2.12,95% CI 1.06–4.25;p=0.035)。 相反,新发LOE趋向于使随后发生MI的风险接近翻倍(aHR 1.99,95% CI 0.98–4.05;p=0.059),接近但未达到传统统计显著性。 新发LOE与非中风性血管死亡风险显著增加相关(aHR 2.82,95% CI 2.09–3.80;p<0.001),表明超出中风相关原因的系统性血管负担增加。 敏感性分析强化了这些发现的稳健性。重要的是,分析严格调整了人口统计学、血管风险因素和健康行为等混杂因素。 结合相关文献和专家评论 先前的研究已确定中风是LOE的主要原因,其机制涉及皮质缺血、胶质增生和网络过度兴奋。虽然MI之前并未被强调为无中风情况下LOE的直接危险因素,但这项研究暗示了系统性血管病理,包括微血管脑缺血和内皮功能障碍的贡献。Stefanidou和Friedman(2025年)在社论中指出,LOE可能作为多系统血管疾病的哨兵事件,类似于MI和缺血性心脏病。 这些见解与影响脑和心脏循环的共享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机制的病理生物学概念一致。MI患者的血管内皮损伤、炎症级联反应和脑自动调节受损可能导致即使没有明显中风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癫痫生成底物。相反,LOE本身可能反映了一种高度血管脆弱状态,解释了MI发生趋势的增加以及与非中风性血管死亡的强烈关联。 对临床实践和血管风险管理的影响 双向关联促使重新考虑将LOE视为心血管风险评估工具中类似于中风的临床相关血管风险等同物。对于临床医生而言,老年患者新诊断为LOE应触发全面评估和积极管理血管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和生活方式改变——这可能减少随后的心血管发病率和死亡率。...
一个工具就能增加慢性肾病人群ACEi/ARB的重新使用

一个工具就能增加慢性肾病人群ACEi/ARB的重新使用

亮点 – 一个定制的临床决策支持 (CDS) 工具使慢性肾病 (CKD) 退伍军人在30天内重新启动ACE抑制剂或ARB的比例从13%提高到18%。 – 绝对改善为5%(30天内治疗所需人数约为20);大多数患者仍在该窗口期内未重新启动。 – 针对患者和医生的组件解决了知识空白、副作用管理和转诊触发因素;由于队列年龄较大、主要为男性且eGFR相对较高,其普遍性有限。 背景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断剂——主要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ACE) 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 (ARBs)——是高血压、蛋白尿性慢性肾病 (CKD) 和心血管风险降低管理中的基础药物。在随机试验和观察分析中,这些药物可以减缓糖尿病性和蛋白尿性肾病的进展,并减少高危人群的心血管事件(例如,RENAAL和HOPE试验),并且被嵌入许多CKD患者的指南推荐中。尽管有长期的证据和指南支持,ACE抑制剂和ARBs在常规护理中仍经常被低估用或停用,部分原因是担心肾功能恶化、高钾血症或不良症状。 研究设计 Sankar D. Navaneethan及其同事开发了一个针对初级保健提供者 (PCPs) 的个性化临床决策支持 (CDS) 工具,并测试了其对之前停用这些药物的CKD退伍军人重新启动ACE抑制剂或ARB的影响。工具开发集成了电子健康记录 (EHR) 中的不良药物反应挖掘、自然语言处理以确定停药的记录原因,以及定性访谈(15名提供者,10名患者)以识别(重新)开始治疗的障碍。 关键CDS组件包括:用于启动、剂量调整、逐步加量和重新启动的开方算法;支持共享决策的患者沟通辅助工具;以及明确的肾脏科或心脏科咨询触发因素。 该干预措施在Michael...
循环三甲胺N-氧化物:预测腹主动脉瘤进展和手术风险的新生物标志物

循环三甲胺N-氧化物:预测腹主动脉瘤进展和手术风险的新生物标志物

亮点 血浆三甲胺N-氧化物 (TMAO),一种由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代谢物,独立地与腹主动脉瘤 (AAA) 的存在相关。 循环TMAO水平较高可预测快速增长的AAAs(≥4.0 mm/年)和较大的欧洲和美国队列中手术干预的可能性增加。 结合TMAO测量值可以改善预测模型,超越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识别可能需要更密切监测或早期手术修复的患者。 这种以生物标志物为中心的方法为AAA管理中的个性化风险分层和治疗靶向提供了新的途径。 研究背景和疾病负担 腹主动脉瘤 (AAA) 是一种重要的血管疾病,其特征是腹主动脉的病理性扩张,最终可能导致破裂,引起危及生命的出血和高死亡率。AAA的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尤其影响男性和具有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和血脂异常)的患者。目前的临床管理主要依赖于定期主动脉影像学监测来跟踪瘤体大小和生长速度,当直径超过5.5 cm或出现快速扩张(≥4.0 mm/年)时建议进行手术干预。然而,预测瘤体进展仍然具有挑战性,导致及时干预的机会错过或过度监测。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由肠道微生物产生的代谢物,特别是三甲胺N-氧化物 (TMAO),在心血管疾病(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形成)中起作用。动物研究表明,TMAO促进AAA的进展和破裂,而药理学抑制TMAO的产生可减轻瘤体生长和致命后果。然而,循环TMAO作为人类AAA风险和进展的生物标志物的转化相关性仍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靠的血液生物标志物能够反映个体发生AAA、加速瘤体扩张或即将需要手术修复的风险,将显著提高个性化风险分层和临床决策。 研究设计 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两个独立的临床人群,他们接受了连续的腹主动脉影像学监测:一个欧洲队列和一个美国队列。患者分别来自瑞典乌普萨拉和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单中心血管研究。 欧洲队列包括237名个体(中位年龄65岁;男性占89.0%),美国队列包括658名个体(中位年龄63岁;男性占79.5%)。参与者进行了多次主动脉影像学检查,并进行了长期随访,以跟踪瘤体大小和临床结果。 使用灵敏且特异的方法——稳定同位素稀释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LC-MS/MS) 测定血浆TMAO浓度。评估的临床终点包括AAA的存在、定义为每年增长≥4.0 mm的快速瘤体扩张,以及基于快速增长或瘤体直径≥5.5 cm推荐的手术修复。 统计分析调整了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和肾功能,以隔离TMAO与AAA相关结果的独立关联。 主要发现 在欧洲队列中,血浆TMAO水平升高与年龄、性别、吸烟状态、高血压、高脂血症和肾功能无关,显著与AAA的存在相关。重要的是,较高的TMAO预测快速生长的AAA(调整后的比值比 [aOR]...

早至中成年期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与早发性卒中风险:一项全面综述

要点 早至中成年期不良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与早发性卒中风险增加独立相关。 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暴露于多个不良 SDOH 领域的个体,其卒中风险显著升高。 与卒中相关的关键 SDOH 领域包括较低的家庭收入、较低的受教育程度、社区贫困以及缺乏医疗保险。 种族和性别差异会调节 SDOH 对卒中风险的影响,其中黑人群体和女性显示出更强的关联。 背景 卒中仍然是全球致病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年轻成人(<65岁)中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这一人群传统上被认为风险较低。该趋势带来了沉重的社会负担,包括过早致残和医疗成本增加。尽管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等经典生物医学危险因素已被充分阐明,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DOH)——即人们生活、工作和互动所处的条件——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理解 SDOH 如何在生命早期影响卒中风险,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和减少健康差异至关重要。 主要内容 SDOH 与卒中的概念框架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涵盖多维度因素,包括经济稳定性、教育可及性及质量、医疗服务可及性、社区与建成环境,以及社会/社区情境。这些领域可通过影响健康行为、心理社会压力以及预防资源的获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卒中风险。 来自 CARDIA 队列的证据:一项里程碑式纵向研究...
青少年高血压预测中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检测和预防的意义

青少年高血压预测中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早期检测和预防的意义

...68.3 (9.5) mm Hg。 – 约40年后,4,159名(45.7%)男性在CCTA上显示1%–49%的冠状动脉狭窄,784名(8.6%)男性显示≥50%的狭窄。 青少年血压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 较高的青少年血压与后期冠状动脉狭窄之间存在分级的、剂量依赖性的关联。分类和样条分析均支持单调关系。 – 根据研究的指南分类,青少年期2级高血压者在中年期出现严重冠状动脉狭窄(≥50%)的风险更高:OR 1.84(95% CI,1.40–2.42),而正常血压者的风险为6.9%。 – 调整后的严重狭窄患病率在青少年期2级高血压者中为10.1%(95% CI,8.6%–11.5%),而在正常血压者中为6.9%(95% CI,5.7%–8.1%)。 –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2025年ACC/AHA(120–129/<80 mm Hg)和2024年ESC(120–139/70–89 mm Hg)“升高”血压范围的青少年在中年期也显示出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更高患病率,表明即使低于常规高血压阈值也有额外风险。 – 这种关联在收缩压中的表现强于舒张压,这与收缩压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结果预测因子的重要性随着生命历程而增加一致。 临床和统计学意义 观察到的效应大小(2级高血压的OR接近1.8)和调整后的患病率绝对差异在应用于人群时具有临床意义:即使是轻微的相对增加,当青少年血压升高普遍时,也会转化为实质性的群体负担。 解释和生物学合理性 这些结果强化了从青少年期开始的血压暴露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和进展有贡献的论点。从机制上看,早期收缩压升高可能会对动脉壁施加慢性血流动力学压力,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内膜增厚、动脉重塑和促动脉粥样硬化炎症信号传导。脉压和收缩负荷与剪切应力异常密切相关,会加速斑块形成和进展,这与观察到的收缩压更强的关联一致。 在传统认为“升高但未达到高血压”的血压水平下也存在风险,这表明血管损伤始于比成人治疗决策所用阈值更早的时间。这些数据强调了终身累积暴露于升高的血压而非仅成人横断面测量的重要性。...
ED 提供的教育加移动健康可降低收缩压——TOUCHED 试验显示 6 个月时有适度但有意义的 4.9 mm Hg 降低

ED 提供的教育加移动健康可降低收缩压——TOUCHED 试验显示 6 个月时有适度但有意义的 4.9 mm Hg 降低

...Hg 的比例(42.9% 对 36.9%)数值上更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22)。 – 研究结果支持急诊科作为识别血压并连接到家庭监测和药剂师主导护理的可行接触点,特别是在服务不足的人群中。 背景——为什么这很重要 高血压是全球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可改变危险因素,许多人群中的诊断和治疗仍然不充分。急诊科 (ED) 是大量患者的接触点,这些患者缺乏初级保健接触,因此提供了识别血压升高并启动管理联系的机会。移动健康 (mHealth) 工具和团队护理(包括药剂师和高级执业护士)在门诊环境中进行了研究,可以改善血压控制,但将其整合到急诊科出院流程中仍有限。 研究设计——TOUCHED 简介 TOUCHED 随机临床试验 (NCT03749499) 在 2019 年 2 月 12 日至 2023 年 3 月...

新诊断糖尿病中的心力衰竭风险:胰岛素抵抗与肾功能为何如此关键

重点提示 这项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发现,在新诊断糖尿病(1型糖尿病除外)人群中,近 5% 的患者在 5 年内发生了心力衰竭(HF)。胰岛素抵抗和肾功能下降在传统心血管风险因素之外,仍可独立预测 HF 风险。上述结果强调,在糖尿病管理早期将胰岛素抵抗评估(HOMA2-IR)纳入 HF 风险分层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 心力衰竭是糖尿病常见且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之一,与死亡率升高以及全球范围内显著的医疗负担相关。尽管糖尿病管理和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已取得进展,HF 的残余风险仍然相当可观。这提示,除高血糖、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病理生理机制,使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 HF。明确糖尿病诊断时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尽早识别高风险个体并制定更有效的预防策略至关重要。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瑞典南部“Scania地区所有新发糖尿病患者”(All New Diabetics in Scania,ANDIS)前瞻性初始队列,共纳入 2008 年至 2021 年间新诊断糖尿病的 19,892 名个体。研究者将参与者的基线临床、生化及问卷数据,与包括 Region Scania Care Database...
哪些开角型青光眼患者进展更快?

哪些开角型青光眼患者进展更快?

...– 性别。两项研究的合并调整分析表明女性的风险较高(HR 1.64,95% CI 1.15–2.34;961 名参与者;低确定性)。然而,其他估计值不一致,生物学基础不确定。性别差异可能反映采样、表型差异(如 NTG 占主导地位)、激素因素或就医行为。 – 中央角膜厚度(CCT)、系统性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偏头痛和雷诺现象:合并估计值一般无显著性,确定性非常低到低。例如,CCT 的调整 HR 为 1.13(95% CI 0.85–1.51;425 名参与者;2 项研究),系统性高血压的调整 HR 为 1.33(95% CI 0.68–2.60;731 名参与者;3 项研究)。这些结果不排除小效应或特定亚组效应,但表明现有文献中的证据不一致。 证据的范围和规模 大多数研究使用基于视野的进展;只有六项研究包括结构 OCT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各不相同,但所有研究都要求至少两年。总体而言,尽管合并样本量较大,但由于进展定义的异质性、多变量分析中调整集的可变性和研究实施和分析中的高偏倚风险,证据基础有限。 专家评论和解释...
面扫OCT揭示中层视网膜高反射异常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风险分层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面扫OCT揭示中层视网膜高反射异常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风险分层的新型生物标志物

...对于及时干预、预防病情进展及视力丧失至关重要。传统上,临床评估会综合血糖控制、高血压和糖尿病病程等全身因素来指导转诊决策,并辅以眼底照相或 OCT 影像以发现黄斑水肿或增殖性改变。然而,视网膜结构内尤其是中层视网膜的细微微血管变化,往往早于常规方法能够检测到的临床表现出现。 近年来,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技术不断进步,尤其是 en face 成像,使得对视网膜微结构的精细可视化与定量分析成为可能。本研究旨在评估 en face OCT 上中层视网膜内可见的高反射异常区(HAAs)的诊断价值。该区域范围定义为内丛状层上方10 μm至外丛状层下方10 μm,研究假设其可捕捉糖尿病眼中在尚无明显中心累及性 DME 时即已存在的早期微血管损伤信号。 研究设计 本项准确性分析共纳入185名糖尿病患者的275只眼,覆盖不同程度的 DR,但排除合并中心累及性 DME 的眼。研究者对中层视网膜层板的平均 en face OCT 图像进行了 HAAs 的手动定量,并将 HAAs 表达为可分析视网膜面积的百分比。...
儿童BMI轨迹强烈预测成人代谢多病共存:一项36年队列研究揭示生命历程风险模式

儿童BMI轨迹强烈预测成人代谢多病共存:一项36年队列研究揭示生命历程风险模式

亮点 • 从儿童到成人的较高累积BMI暴露使成人代谢多病共存的风险增加1.5-4.3倍 • 儿童期BMI快速增加(增量AUC)比慢性高BMI(总AUC)对代谢的危害更强 • 成人代谢风险表现出性别二态性——男性对BMI相关多病共存的易感性是女性的2.5倍 • 研究提供了定量证据支持生命阶段特定干预措施:遏制儿童脂肪积累加速并维持成人体重控制 背景 全球代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及相关的器官损伤)的负担不断增加,目前占成人伤残调整生命年的20%。虽然肥胖被认为是驱动因素,但这项36年队列研究独特地量化了不同发育阶段的累积BMI暴露模式如何差异性地塑造代谢风险轨迹。 研究设计 汉中青少年高血压研究(1987-2023年)前瞻性地追踪了2,446名参与者,在儿童期(6-18岁)和成年期(19-52岁)进行了连续的BMI测量。研究人员计算了两个新指标: 总曲线下面积(AUC) ——反映慢性BMI负担——和 增量AUC ——捕捉BMI增长速度。代谢多病共存结局包括二元(≥2种条件)和严重(≥3种条件)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肝功能障碍和肾损伤集群。 主要发现 儿童期BMI动态最重要: 儿童期每增加1个标准差的增量BMI AUC,代谢多病共存的几率增加4.33倍(95% CI 2.93-6.40)——这一风险是总AUC的两倍以上(OR 1.51, 1.17-1.95)。这表明在生长期间快速的脂肪积累可能编程持久的代谢功能障碍。 成年期模式显示性别差异: 虽然成年期的总BMI AUC强烈预测多病共存(OR 2.51, 2.08-3.04),但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显著更高的易感性(P-交互作用...
昼夜心率波动:糖尿病患者21年死亡率的有力预测指标

昼夜心率波动:糖尿病患者21年死亡率的有力预测指标

亮点 来自CHAMP1ON队列的研究显示,在长达二十年的随访期间,24小时心率标准差(SD < 30.4 bpm)低的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一倍。 夜间心率下降减弱(小于10%)与心血管死亡率增加63%以及心脏自主神经病变和肾病的显著高发率相关。 从标准动态血压监测(ABPM)中得出的心率指标提供了一种广泛可用且经济的方法,用于代谢性疾病患者的长期风险分层。 引言:糖尿病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负担 无论是1型还是2型糖尿病,都以心血管并发症高发为特征。虽然常规管理传统风险因素如高血糖、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但自主神经系统在预测长期预后中的作用在临床实践中常被忽视。心脏自主神经病变(CAN)是糖尿病的一种严重但未被充分诊断的并发症,反映调节心率和血管张力的自主神经纤维受损。传统上,CAN通过专门的心率变异性(HRV)测试或心血管自主反射测试(CARTs)诊断,这些测试可能并非所有临床环境中都能获得。然而,通过标准24小时监测可观察到的昼夜心率波动为评估自主系统完整性提供了窗口。本研究探讨了这些波动作为长期生存预测指标的作用。 研究设计:CHAMP1ON队列的纵向见解 本研究是对CHAMP1ON(心血管健康和代谢概况在单一国家)队列的二次分析。分析重点是349名患有1型或2型糖尿病的参与者,他们在基线时进行了24小时动态血压和心率监测(ABPM)。主要目标是评估昼夜心率(HR)波动与生存之间的关系,随访时间平均为21年。 定义昼夜HR波动受损的两个主要指标是:24小时HR标准差(SD)低于队列中位数30.4 bpm,以及夜间HR下降减弱(睡眠时心率较白天减少不足10%)。研究人员考察了这些指标与临床特征、微血管并发症和死亡率(包括心血管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 关键发现:量化减弱波动的风险 经过6,251人年的随访,研究共记录了136例死亡(占队列的39%),其中68%的死亡原因为心血管疾病。结果突显了基于心率动态的生存差异。 24小时心率标准差 24小时HR SD低的组别表现出显著更高的风险。调整混杂变量后,该组心血管死亡的校正危险比(aHR)为2.00(95% CI 1.30–3.08,P = 0.002),全因死亡率也显著更高(aHR 1.61,95% CI 1.13–2.29,P = 0.009)。 夜间心率下降 关于夜间下降的类似模式也被观察到。夜间HR下降减弱(<10%)的患者心血管死亡风险(aHR 1.63,95%...
转变高血压管理:南非农村家庭护理的成功

转变高血压管理:南非农村家庭护理的成功

亮点 使用社区卫生工作者和远程护士指导的家庭高血压护理显著降低了收缩压,效果优于诊所护理。 结合移动技术自动传输血压读数提高了护理效果。 高保留率和相似的安全性表明,在资源有限的农村环境中,家庭护理模式是可行且安全的。 血压控制的改善持续至12个月,表明家庭干预措施具有可持续的益处。 研究背景与疾病负担 高血压仍然是全球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可改变风险因素。其患病率和影响在医疗资源有限和农村地区尤为严峻,这些地区的医疗保健获取和基础设施有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南非,随着城市化和流行病学转型的增加,高血压的患病率也在上升。尽管有有效的抗高血压药物,但控制率仍然不理想,导致中风、心力衰竭和肾病的高发率。农村地区有效管理高血压的障碍包括诊所容量有限、交通困难、药品短缺和监测不足。迫切需要创新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来改善高血压控制并减少心血管负担。 研究设计 这是一项在南非农村进行的多中心、开放标签、随机对照试验。共有774名确诊高血压的成年人被随机分为三组:(1) 标准护理组,接受常规诊所高血压管理;(2) 社区卫生工作者(CHW)组,接受家庭护理,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进行血压测量、数据收集、药物配送和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进行远程护士决策;(3) 增强型CHW组,接受相同的干预措施,但使用自动无线传输血压读数的家庭设备。 纳入标准包括通过筛查确认的高血压成人,其中显著的共病包括13.6%的糖尿病和46.5%的HIV感染。主要终点是在6个月时的平均收缩压,次要终点包括12个月时的血压、6个月和12个月时的高血压控制率以及安全性结果(不良事件、死亡率和护理保留率)。 关键发现 在6个月时,CHW组的平均收缩压比标准护理组显著降低7.9 mm Hg(95% CI, -10.5 至 -5.3;P<0.001),增强型CHW组的降低幅度更大,达到9.1 mm Hg(95% CI, -11.7 至 -6.4;P95%),超过了类似设置中的许多诊所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增强型CHW组(自动传输血压读数)在统计上没有显著优于标准CHW组,但显示出更大的血压降低趋势,表明技术整合可能进一步优化结果。 专家评论 该试验强有力地证明了在传统诊所护理难以实施的南非农村环境中,由社区卫生工作者主导的家庭高血压护理模式的有效性。这种模式通过将护理带到患者家门口并结合远程临床监督,解决了交通不便、诊所访问频率低和药物依从性差等关键障碍。...
重新思考心律管理:导管消融在高合并症负担的心房颤动患者中优于药物治疗

重新思考心律管理:导管消融在高合并症负担的心房颤动患者中优于药物治疗

引言:心房颤动中的多病悖论 心房颤动(AF)很少是孤立的诊断。在临床实践中,典型的AF患者通常伴有多种共存疾病,包括高血压、心力衰竭、糖尿病和慢性肾病。这种多病状态显著复杂化了AF的管理,因为这些疾病的累积负担往往决定了心律失常的进展和患者的总体预后。历史上,临床医生对推荐导管消融等侵入性手术给高合并症负担的患者更为犹豫,通常选择更为保守的药物治疗,因为认为风险较高且预期效果较低。然而,新兴证据表明,正是这些高风险患者可能从确定性心律控制中获益最多。导管消融与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心房颤动(CABANA)试验旨在比较这两种策略的有效性。这项最新的CABANA数据事后分析提供了关键的视角,探讨了合并症总负担如何影响导管消融与药物治疗的结局。 研究亮点 以下要点总结了这一全面分析的关键见解: 不同的临床影响 对于合并症负担高的患者,导管消融使主要复合终点(死亡、卒中、出血或心脏骤停)的风险降低了38%,而在合并症负担低的患者中未观察到这种益处。 心律和生活质量 尽管消融减少了所有患者的心房颤动复发,但在合并症最多的患者中,心房颤动相关的生活质量改善更为持久和显著。 基于证据的转变 这些发现挑战了传统的“健康候选人”偏见,表明多病应作为心房颤动管理中导管消融的指征,而不是禁忌症。 研究设计和方法学 这项研究是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CABANA试验的事后分析,该试验仍然是比较导管消融与药物治疗的最大随机对照试验之一。研究人员纳入了原始队列中的2,204名患者,并根据其总体合并症负担进行分层。为了定义这种负担,研究者使用了15个预先指定的临床条件的数据驱动阈值,包括但不限于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睡眠呼吸暂停和血管疾病。患者被分为两组:合并症负担高(定义为有4种或更多条件)和负担低(3种或更少条件)。主要结局是全因死亡率、致残性卒中、严重出血或心脏骤停的复合终点。次要结局包括心血管住院和全因死亡率或心血管住院的复合终点。研究人员还通过纵向监测评估了心房颤动复发情况,并使用标准化工具在指定的亚组中评估了生活质量。中位随访期为3.9年,为这些患者的长期临床轨迹提供了稳健的窗口。 关键发现:合并症负担是否改变治疗效果? 分析结果显示,合并症负担与导管消融的有效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在736名被确定为合并症负担高的患者中,主要复合结局的调整危险比(aHR)为0.62(95% CI:0.42-0.93),有利于导管消融。相比之下,在1,468名合并症负担低的患者中,aHR为1.16(95% CI:0.76-1.77)。交互p值为0.038,证实了消融的益处显著受到多种合并症的影响。 住院次数减少 次要结局也呈现类似趋势。在高负担组中,导管消融与全因死亡率或心血管住院的复合终点显著减少相关。这表明,对于因各种疾病频繁进出医疗系统的患者,通过消融成功控制心律可能提供必要的临床状态稳定。 心律控制和心房颤动复发 有趣的是,无论合并症状态如何,导管消融在维持窦性心律方面都非常有效。低负担组的心房颤动复发相对风险降低49%,高负担组降低40%。虽然低负担组的复发相对风险降低稍高,但考虑到高负担组的心律失常进展和相关并发症的基线风险更高,绝对益处仍然很大。 生活质量持续改善 对患者体验最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消融后两组的心房颤动相关生活质量均有所改善。然而,在高合并症组中,这些益处在随访期间更加持久。多慢性病患者通常基线生活质量较低;成功减轻他们的AF症状负担似乎对其整体福祉产生了不成比例的积极影响。 专家评论:机制见解和临床意义 CABANA事后分析的结果令人深思,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如何对待多病的心房颤动患者。为什么合并症较多的患者从消融中受益更多?一种假设是在合并症高的患者中,AF充当了一个“临界点”,加剧了其他疾病,如心力衰竭或肾功能不全。通过消除AF,临床医生可能去除了一个重要的生理应激源,有助于更好地管理患者的其他慢性疾病。此外,合并症负担高的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绝对风险更高。在临床试验中,一种疗法通常在最高风险人群中显示出最大的益处,因为有更大的“改进空间”。这可能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当基线风险升高时,消融提供的绝对风险降低更为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低负担”组在主要结局上没有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益处。这并不意味着消融对他们无效,而是他们的卒中或死亡基线风险已经很低,很难在试验的时间框架内证明进一步的降低。对于这些患者,消融的决定主要由症状管理和心律控制驱动,而不是像死亡率这样的硬性临床终点。 结论和未来方向 这项研究的结果支持在传统上被视为“太病”或“太复杂”而无法进行手术的心房颤动患者中更广泛地考虑导管消融。通过证明合并四种或更多疾病的患者主要临床事件减少38%,数据表明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向这部分人群提供消融。然而,需要注意事后分析的局限性。虽然这些发现是稳健的,但它们是假设生成性的。未来针对多病人群的前瞻性试验需要确认这些结果,并帮助精炼患者选择。与此同时,CABANA试验继续提供大量数据,推动我们走向更个性化的心律管理。临床医生应将多病的存在视为不应避免消融的信号,而是潜在的信号,表明患者可能从该程序中获得显著的预后益处。 资金和支持及ClinicalTrials.gov注册 CABANA试验得到了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的资助,并通过各种行业合作伙伴提供的设备和研究支持。该试验已在ClinicalTrials.gov注册,标识符为NCT00911508。 参考文献 1....
疑似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中的风险因素加权临床可能性:可作为首步分诊工具,但并非诊断全貌

疑似慢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中的风险因素加权临床可能性:可作为首步分诊工具,但并非诊断全貌

...旧的检前概率框架大多建立于历史性冠状动脉造影队列,这些队列中阻塞性疾病的比例较高。而在现代门诊人群,尤其是接受CCTA评估的人群中,阻塞性CAD的患病率明显更低。将旧工具原样套用于当前人群,会导致系统性高估。 RF-CL最核心的概念进步在于:仅凭症状类型并不足够。年龄、性别和疼痛表型仍然重要,但心外膜阻塞性CAD的概率同样显著受传统危险因素负担影响。通过纳入这些变量,RF-CL模型从一个粗略的基于表型的工具,转向更符合临床现实的估计方法。 这种重新校准在3类人群中尤为重要:第一,年轻胸痛患者且危险因素负担较轻者,旧模型常夸大其疾病可能性;第二,年龄较大但症状看似非典型、却合并多个危险因素者,其疾病负担仍可能较重;第三,女性患者,她们的症状描述与解剖学疾病负担常常与传统基于男性人群得出的假设不一致。 RF-CL模型包括什么,如何使用 正如Andreotti等所总结,该模型使用年龄、性别、症状特征及5项临床危险因素,并在可获得时加入冠状动脉钙化数据。其输出结果为阻塞性CAD初始可能性的数值估计。大约在45%以下时,估计值为定量形式;超过该范围后,则逐渐转为半定量或定性表达。在极高端,当估计概率超过85%时,指南路径支持直接行有创冠状动脉造影,不过该争议在于:在常规临床实践中,达到这一阈值的过程并不总是足够透明。 在临床上,该模型充当入口分诊工具。对于极低可能性患者,若临床情境稳定,且病史、查体或心电图不存在高危特征,则可考虑暂缓进一步CAD检查。中等可能性患者适合接受无创解剖学或功能学检查,当前实践中通常倾向于CCTA。高可能性患者则可能需要更直接升级处理,具体取决于症状严重程度、治疗反应及疑似疾病负担。 为何该模型有用:来自构建、验证和指南采纳的证据综合 支持RF-CL的理由主要有3点。 第一,当代人群中的校准性更好。 与早期的年龄-性别-症状模型相比,RF-CL更能反映当前疑似CCS患者中阻塞性CAD的真实患病率。这一点比单纯的区分度小幅提升更为重要。在分诊模型中,决定多少患者被送去检查的是校准性,而不是仅仅区分度。 第二,具有较广泛的外部验证。 正如争论文章所强调,该模型已在欧洲、北美和亚洲队列中得到外部验证。地域广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症状报告、转诊阈值、预防治疗暴露以及疾病患病率都会因医疗体系不同而变化。一个能在不同地区均有较合理表现的模型,自然更适合指南采用。 第三,可实际降低有症状患者的风险负担。 该模型最强的临床贡献,不只是发现更多疾病,更在于识别那些不太可能患有阻塞性CAD的人群。前端的安抚可减少不必要检查,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更可能因影像学或造影而改变管理策略的患者。 换言之,RF-CL模型提供了一种务实平衡:它比历史工具整合了更多临床相关信息,同时仍足够快捷,适用于门诊使用。这个权衡很可能正是其获得指南认可的原因。 争议为何成立:日常实践中的主要局限 尽管有这些进步,Andreotti等总结的批评意见仍然相当重要,值得认真对待。 1. 症状分类仍具有主观性。 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心绞痛与非心绞痛性胸痛之间的区分,并不像多数概率模型所暗示的那样稳固。许多患者难以准确描述自身症状;临床医生的解释也不尽相同;而女性、老年人及糖尿病患者往往呈现更不典型的症状模式。依赖症状分类的模型,也就继承了这种不确定性。 2. 危险因素的定义和加权在临床上并不容易标准化。 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或家族史的存在并不难列出,但要标准化其严重程度则更困难。控制良好的高血压与长期难治性高血压,是否应赋予相同权重?既往吸烟与当前吸烟是否应同等计算?治疗过的血脂异常与未治疗的重度高胆固醇血症是否等同?实用模型通常会压缩这些差异,这保留了可用性,却牺牲了颗粒度。 3. 该模型预测的是阻塞性解剖学改变,而不是缺血本身。 这一点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概念局限。患者可能因微血管功能障碍、血管痉挛、内皮功能障碍或弥漫性非阻塞性动脉粥样硬化而出现心绞痛。这类患者对阻塞性CAD的RF-CL估计可能较低,但仍可能存在临床重要的缺血综合征。因此,不能将低阻塞性CAD可能性简单解读为“症状良性”,仍需更广泛的临床判断。 4. 高概率区间透明性较差。 当概率超过约45%后,模型转为半定量表达;而将有创冠状动脉造影推荐给>85%可能性患者的路径,也受到批评,因为在许多常规情境下,并不清楚该分数是如何达到这一阈值的。这会在后果最重的地方,恰恰削弱临床医生信心。 5....
广泛抗凝治疗降低了极高龄患者的卒中发生率,但未减少颅内出血:来自丹麦全国房颤队列(1999-2022年)的见解

广泛抗凝治疗降低了极高龄患者的卒中发生率,但未减少颅内出血:来自丹麦全国房颤队列(1999-2022年)的见解

亮点 – 全国范围内的丹麦数据(1999-2022年)包括243,938名新发房颤患者,显示各年龄段的卒中风险显著下降,这与口服抗凝药物(OACs)的广泛应用相吻合。 – 5年无卒中生存率的绝对改善在75-84岁组(+12.8%)和65-74岁组(+10.1%)最大,而在≥85岁组仅为+3.5%。 – 尽管OAC使用增加,老年人和极高龄患者的颅内出血(ICH)风险上升,而老年患者在OAC广泛实施后并未出现出血增加。 背景:疾病负担和临床背景 房颤(AF)在晚年常见,并显著增加缺血性卒中的风险。适当使用口服抗凝药可使卒中风险降低约三分之二。过去二十年间,治疗范式已从维生素K拮抗剂(华法林)转向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s),随机试验和荟萃分析表明,DOACs在预防卒中方面至少不劣于华法林,并且通常与较低的颅内出血(ICH)风险相关。然而,高龄仍然是血栓栓塞和出血风险的主要驱动因素。≥85岁患者的临床决策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共病、虚弱、肾功能不全、多药并用、跌倒和脑小血管疾病(包括脑淀粉样血管病)会改变治疗的获益和风险。因此,需要高质量的、当代的、人群水平的数据来描述抗凝药物的应用如何转化为不同年龄组的人群结局。 研究设计和方法 Binding等进行了一项丹麦全国队列研究,包括1999年至2022年间新发房颤的患者。队列按诊断时的年龄分为三组:老年人(65-74岁)、老年人(75-84岁)和极高龄者(≥85岁)。主要目标是记录口服抗凝药物(OACs;包括华法林和DOACs)启动的时间趋势,并检查主要临床结局的趋势:无卒中生存、大出血(包括ICH)和全因死亡。全国注册表提供了诊断、处方、住院和生命状态的数据,从而能够评估不同日历期间和年龄组的5年结局概率。分析考察了研究期间5年结局概率的绝对变化,并报告了各年龄组和年份的OAC使用情况。 关键发现 人群和抗凝药物使用 该研究包括243,938名新发房颤患者:65-74岁组89,184人(36.6%),75-84岁组99,002人(40.6%),≥85岁组55,752人(22.8%)。到2022年,各年龄段的OAC使用率大幅增加;特别是,2022年有71%的极高龄房颤患者接受了OAC治疗。研究期间涵盖了DOAC前时代(主要是华法林)和DOAC引入后的指南推荐时代。 卒中结局 在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内,所有年龄组的5年无卒中生存概率均有所改善,反映了房颤诊断患者的缺血性卒中发病率下降。5年无卒中生存率的绝对改善如下:65-74岁组+10.1%,75-84岁组+12.8%,≥85岁组+3.5%。这些获益与OAC使用率的提高和向DOAC的过渡时间上一致。 出血和颅内出血 大出血模式随年龄而异。在65-74岁组,尽管DOAC时代几乎完全实施了OAC治疗,但出血风险并未随时间增加。相反,75-84岁和≥85岁房颤患者的5年颅内出血绝对风险增加。因此,该报告展示了最年长患者中的权衡:较小的绝对卒中预防获益加上ICH的增加。 死亡率和更广泛的结局 该研究还评估了全因死亡率和大出血事件,发现大多数队列的整体结局有所改善,但在≥85岁组仍存在持续的脆弱性。极高龄组的卒中绝对减少幅度较小,且继续经历较高的出血相关风险。 解释和临床意义 这些发现记录了现代抗凝策略在人群水平上的有利效益:随着OAC的广泛使用,各年龄段的卒中发生率下降。5年卒中风险的最大绝对减少出现在65-84岁组,这与较高的基线事件率和OAC的高相对疗效一致。 然而,≥85岁患者中卒中获益的减弱和同期ICH的增加引发了临床实践和卫生政策的几个重要考虑: 非常老年的风险-收益平衡不同。年龄与竞争风险相互作用——较高的基线出血风险(尤其是ICH)和共病如高血压、既往卒中、痴呆和虚弱可能削弱人口水平上抗凝的净效益。 选择、剂量和依从性很重要。DOAC的实际剂量模式(包括适当的肾调整剂量与低剂量)、多药并用和依从性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低剂量减少卒中保护,而超治疗暴露和药物相互作用可能增加出血。 ICH增加的潜在原因可能包括ICH识别和编码的增加、寿命延长和共病负担加重、极高龄者中脑小血管疾病和脑淀粉样血管病的普遍性以及联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可改变的(例如,血压控制、合理停用不必要的抗血小板药物)。 基于指南的实践仍然支持大多数65-84岁房颤患者的抗凝治疗,因为缺血性卒中的绝对风险减少是显著的;然而,在非常老年的患者中,决策必须个体化,包括老年评估、共同决策和仔细的可改变出血风险减轻。 机制和实用见解 DOACs在固定剂量、较少的药物相互作用和无需常规INR监测等方面比华法林具有若干实际优势,关键的随机试验(RE-LY、ROCKET-AF、ARISTOTLE、ENGAGE AF-TIMI...
超越HbA1c:糖尿病亚型如何预测14年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

超越HbA1c:糖尿病亚型如何预测14年内的并发症和死亡率

亮点 严重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 (SIRD) 和严重胰岛素缺乏型糖尿病 (SIDD) 亚组面临肾功能衰竭的风险比轻度年龄相关型糖尿病高近三倍。 SIRD 亚组在基线时高血压、血脂异常和脂肪肝的患病率最高,尽管其 HbA1c 水平低于自身免疫组。 SIDD、SIRD 和轻度肥胖相关型糖尿病 (MOD) 亚组的死亡风险显著升高,主要由心血管事件驱动,即使在调整了传统风险因素后仍然如此。 诊断时基于亚组的分类提供了一个优于当前以葡萄糖为中心模型的预测视网膜病变、神经病变和心力衰竭的预后框架。 引言:向精准糖尿病学的转变 数十年来,成人起病糖尿病的临床管理一直以葡萄糖为中心。尽管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仍然是监测血糖控制的金标准,但它往往无法捕捉疾病的潜在病理生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解释了为什么两名 HbA1c 水平相同的患者在肾功能衰竭、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率方面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轨迹。机器学习和临床表型分析的最新进展提出了五种不同的糖尿病亚组:严重自身免疫型糖尿病 (SAID)、严重胰岛素缺乏型糖尿病 (SIDD)、严重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 (SIRD)、轻度肥胖相关型糖尿病 (MOD) 和轻度年龄相关型糖尿病 (MARD)。一项新的来自瑞典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超过 19,000 名个体长达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