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不同身体系统的住院感染与2年内精神和神经系统发病风险升高相关，尤其是在成年人中更为显著。
• 感染性脑炎带来的相对风险最高，并且是多种神经精神结局的重要驱动因素。
• 按年龄分层分析显示，儿童的相对风险升高，但与成人相比，其绝对风险更低。
• 系统性炎症、免疫失调及感染特异性病理生理机制是神经系统后遗影响的基础，提示早期干预的潜在靶点。

背景

感染仍是全球常见的临床挑战，且越来越被认为可在急性后期诱发或加重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尽管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和病毒性脑炎等特定感染已被广泛研究，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感染后神经精神风险是否可推广至累及多个身体系统的各类感染，以及这些风险如何随年龄变化——仍未得到充分阐明。绘制这些风险图谱对于早期识别、风险分层和干预、从而保护脑健康至关重要。

核心内容

来自大规模多队列研究的综合风险图谱

Taquet等（2026）开展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回顾性多队列研究，利用TriNetX US Collaborative Network数据库，纳入2014年至2018年间因累及10个身体系统的感染住院、经倾向评分匹配的100多万对患者。该研究评估了住院后1个月至2年内诊断的14种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并采用限制性平均生存时间损失比（restricted mean time lost ratio, RMTL ratio）和绝对风险差等指标进行分析。

主要发现显示，与非感染性住院及普通人群相比，感染普遍增加了多数精神和神经系统后遗症的风险。感染性脑炎带来的相对风险最高（例如，心脏感染后发生脑炎的RMTL比值中位数为6.54，P < 2.0 × 10⁻¹¹），并在所评估14种疾病中的7种风险因素排序中位居首位。认知缺损的绝对风险差最大，尤其在心脏感染后升高12.37%。

年龄相关分析显示，尽管儿童患者的相对风险也升高，但其绝对风险差显著低于成人，这强调了成年及成熟人群中感染后神经精神负担的严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风险模式具有感染特异性，因为非脑炎性感染与特定疾病结局之间也存在独特关联。

来自COVID-19和病毒感染研究的启示

针对COVID-19的纵向前瞻性研究为感染相关神经认知下降提供了机制与临床层面的认识。例如，Taquet等（2026）及相关研究发现，COVID-19病情严重程度、自身免疫性合并症以及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升高，是长COVID患者2年内认知恶化的重要预测因素；维生素D缺乏也被提示为可干预因素。

来自丹麦（2025）的流行病学数据进一步描绘了COVID-19后遗症，强调老年合并症患者的叠加风险，并与血栓栓塞和肺部并发症及感染增加相关，提示系统性炎症和免疫失调是其潜在驱动因素。

神经系统并发症与外科情境

感染后或感染相关状态下的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风险，可由脊柱外科和结核相关后凸畸形研究加以说明。炎症标志物升高（如C反应蛋白，CRP）、脊髓结构性受压以及更高的截骨分级与术后神经功能缺损增加相关，提示感染性病理过程与神经系统结局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同样，脓毒症相关脑病（sepsis-associated encephalopathy, SAE）研究将早期微循环灌注指标与神经电生理监测相结合，对SAE发生及预后的预测准确性较高（AUC 0.92），有望实现早期风险分层和有针对性的重症管理。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中的神经系统结局

在艾滋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者中，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有效，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WMHs）在2年内的累积仍高于HIV阴性对照，且与血管性合并症无关。这些白质改变与认知障碍相关，反映出感染早期即存在持续的脑脆弱性。

此外，HIV阳性成人中新发癫痫在2年内进展为癫痫病的风险显著，尤其见于既往有中枢神经系统损伤者，提示HIV治疗框架中需要整合神经科与癫痫专科管理。

专家评述

Taquet等对不同身体系统及年龄组感染后精神和神经系统风险的图谱绘制，范围广泛且方法学严谨，为“感染是脑健康重要危险因素”这一观点提供了关键证据。他们采用的大规模真实世界数据，包括倾向评分匹配和网络荟萃分析，增强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与可推广性。

感染性脑炎在提升神经精神风险中的突出作用，可能反映了直接神经侵袭、神经炎症及继发神经元损伤。对于未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系统性感染，免疫介导效应、系统性炎症和微血管改变可能驱动神经精神后遗症的发生。

年龄相关差异强调发育成熟度和免疫成熟度是影响易感性的修饰因素，成人的绝对风险更高。这些发现提示应制定年龄特异性的监测和干预策略。

与COVID-19研究的整合进一步表明，炎症、自身免疫性合并症及微量营养素缺乏等因素持续参与神经认知下降过程，提示抗炎和免疫调节策略具有转化应用潜力。

在临床实践中，应提高对感染相关神经精神风险的认识，并将其纳入住院后随访监测流程，同时加强感染科、神经科和精神科之间的多学科协作，开发整合临床、实验室和影像生物标志物的预测工具。

当前仍需解决的问题包括：阐明因果机制、识别保护因素，以及评估针对感染类型、患者人口学特征和合并症而定制的预防和治疗干预。

结论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一致表明，因感染住院会显著增加不同身体系统及各年龄段患者在2年内发生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其中感染性脑炎危害最大。年龄分层显示不同程度的易感性，需要采取个体化策略。来自炎症标志物、神经影像学及神经生理学的最新机制证据支持采用多模态方式进行风险分层。

未来研究应优先开展纵向、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将分子、免疫和影像生物标志物与临床表型相结合，以优化风险预测并指导个体化干预。临床医生应将感染史纳入神经精神风险评估，以改善结局并维护脑健康。

参考文献

• Taquet M, Oliver P, Mezher A, et al. Mapping 2-Year Psychiatric and Neurologic Risks After Infections Across Body Systems and Age Groups. JAMA Psychiatry. 2026; PMID: 4245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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